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我因业务突出，被造反派扣上了“技术权威”“白专典型”的帽子遭批判。但我通过准确地记诵毛主席语录，在批判会上大胆纠正造反派们念诵最高指示时言辞间的错误，使得造反派再不敢公然对我进行批判。此后，我仍然在医院接诊病人，不分昼夜每日接诊百余号，同时还经常到街上用红色油漆在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，每天还要按时完成一份一千多字的检查。能坚持临床，同时还锻炼了书法和文章撰写，也算是苦中作乐、舍而有得。
但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，“文革”第二年（1967年），我还是身心疲惫的病倒了。不能吃饭、不能睡觉、肚腹臌胀、形体羸瘦，全身皮肤发黑，四肢骨瘦如柴，胁肋疼痛不止，当地人民医院老院长（一位老红军）和我是朋友，他邀请几个医生给我会诊，怀疑是肝癌，请人把我抬回山区老家。30多里山路崎岖颠簸，回家我便昏迷不醒。第七天苏醒后，祖母正守在床头啜泣流泪，祖父在外面找亲戚讨木料为我准备棺材。我安慰他们后便自开处方—— —血府逐瘀汤加鳖甲，并派我弟弟到医院取药。弟弟头次去取药却被医院里与我交好的老药工劝了回来，因为对方被我方子里大量的活血化瘀药所吓到，以为我破罐破摔要自弃性命，我又再给药房老先生专门写信解释清楚后才把药取来煎服。在身体尚未痊愈时，依然有很多病人到家里找我看病，我只能躺在床上给病人诊脉、望舌、问诊、写处方。我服药数日后，大便开始下黑色血，肚腹胀痛减轻，可以起床了，我便拿着一根棍子做手杖，走出去给病人看病。但此时的我依然时有吐血，拉黑色血便，一次大白天走在路上，我竟突然昏倒在田埂上，所幸被附近农民救起。自此我决意收徒授学，希望在体力不支时能有人在身旁扶持协助，刚开始带了一个比我小九岁的徒弟，随后又先后带了五个徒弟，他们日以继夜地随我出诊。吐血的时候，我就吞下一个生鸡蛋临时止血，坚持日行几十里山路、看上百号病人，每到一处农家坐下，旁边就围拥起十几个或几十个病人看病，拄了整整三年棍子，走遍千家万户。1974年，家乡麻疹大流行，其中几个村的疫情尤为严重，村中小学因师生皆相染疫而紧急关闭，七天内死了八个孩子，区政府火速把我调到该地抢救麻疹患者。当我赶到时，当地麻疹并发白喉、并发痢疾、并发牙疳、并发肺炎者甚多，形势十分危急。两个多月时间里，我几乎不眠不休、通宵达旦地救治病患，值得欣慰的是，自我到重疫区施救后，所诊治过的数千个病人中再没有因麻疹病而死亡。凭着“付全力救治危难、倾全心急病人之所急”的医疗作风，我也受到家乡淳朴百姓热情的爱戴，大家都亲切地叫我“熊神医”。老百姓对我的信任和感激给了我极大的鼓励。
在农村行医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我也从未凭借医术之长而收受任何病家的礼物，这是我养成的规矩和习惯，是身为医者不存私心的原则和底线。那个年代，医院规定每看一个病人，只开一张处方，每一张处方收出诊费 1毛钱，我在病家诊治疾患后往往受邀用餐，吃完饭我会给予粮票和钱，但病家往往因感恩而拒绝，我也就拒收出诊费，回医院结账时我自己付账。病人痊愈后为了感谢我，经常有人送米、送肉，我一律坚决退回。比如有一个离家 30多里山路大同山林场的病人傅某，患20余年的脐腹痛，被我治好后，她爱人在春节时给我送一块 4斤左右的腊猪肉，我在第三天又跑30里山路给他送了回去。比如一位伍姓病人病愈之后，给我做了一双棉鞋，我则当即给她两元钱。“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，我一向秉承着知恩图报的信念用医术服务百姓，全心全意治病、救人性命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念头。
（熊继柏教授 讲述 孙相如博士 协助整理）